1月22日，由工信部、發展改革委、國資委等多部委聯手的九大行業并購重組計劃宣布啟動。據悉，九大行業包括鋼鐵、水泥、汽車、機械制造、電子信息、造船、稀土、電解鋁和農業等，共涉及900家左右上市公司，占目前A股上市公司的一半，總市值超過4萬億元。此舉動作之大、影響之深可見一斑。

國際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導致出口疲軟以來，我國多個行業都爆出了產能過剩的傳聞，從農業、工業到信息產業，從傳統產業如電解鋁到新興產業如太陽能，幾乎鮮有例外，導致大量行業企業陷入惡性市場競爭，國家經濟健康運行面臨嚴峻考驗。因此，多部委此番聯合行動的出發點不難理解。

然而，現階段所謂的產能過剩需要歷史地看、辯證地看、動態地看。

以鋼鐵行業為例，2003年之前的幾年，鋼鐵行業火暴到幾乎“一天一個價”的程度。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當時我國的鋼鐵產量從入世前的1.3億噸暴增至2004年的2.9億噸。包括鋼鐵行業在內的多個行業爆炸式的增長令決策層擔憂，并形成了“投資過熱”的共識，于是2004年開始了令人記憶猶新的宏觀調控，譬如常州耗資上百億元、產能達840萬噸的“鐵本項目”被緊急叫停，戴國芳等大批“對抗調控”的商人不但黯然離場甚至鋃鐺入獄。然而，即使在調控的風潮中，我國的鋼鐵產能和效益仍不斷上揚，從2005年的3.5億噸進一步提高到2007年的4.8億噸，大量體制內鋼企在擴張中獲取了暴利。

鋼鐵行業只是眾多行業的縮影。歷史其實已經不止一次讓我們反思：我們對產能過剩的理解和判斷是否準確到位？

實際上，產能過剩是個偽命題。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僅為50%，隨著中央提出走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戰略，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程度需要進一步提高，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對當前產能的消化已成必然。

但產能過剩這個表象所掩蓋的實質是，由于收入差距過大、兩極分化導致內部需求短期內跟不上。高收入群體的一般需求已經飽和，對其更高端的需求，如奢侈品，國內企業大多還無法提供，而低收入群體特別是基數仍然較大的農民群體，對于大量的工業產品還無力消費，于是市場橫盤，很多行業進入盤整期。

因此，化解所謂的產能過剩，更重要的是改善收入分配、提高消費水平，充分挖掘需求，使盤整期盡可能地短暫，實現軟著陸。同時，針對低端產品有余而高端產品不足的結構性矛盾，引導企業加大產品技術創新力度，牽引推動消費需求的升級。

從政府角色看，如果宏觀調控僅僅指向產能，就會像某些時候我們的證券市場監管部門以股指作為調控目標一樣可笑。市場運行的健康與否，不在于股指的高低，而在于作為經濟晴雨表的股指能否真實地反映經濟運行情況。

同理，產能過剩也只是個結果，僅僅針對產能過剩的調控無疑是粗暴而徒勞的，就像滅火沒有對準火的根部，治標而難以治本。

實際上，現階段產能過剩的背后是多個行業小、散、亂和低端重復的現狀。國家推動九大行業兼并重組，意在通過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行業集中度，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比如鋼鐵行業到2015年前十家鋼鐵企業集團產業集中度要達到60%左右，形成3~5家具有核心競爭力和較強國際影響力的企業集團，以及6~7家具有較強區域市場競爭力的企業集團。

理想是美好的，引人深思的問題是，行政主導下的企業外延式擴張能否提升企業內生的創新力進而轉化為外在的競爭力？能否真正避免重組后的企業繼續大而不強地存在？

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恐怕更需要市場推動下的企業內涵式擴張，讓市場真正起到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