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站3日刊載題為《“安倍經濟學”真正的危險》的文章，摘編如下:
直到上上周，“安倍經濟學”兩個核心要素——寬松與杠桿——的合力似乎還在完美地發揮作用。
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會籍價格——泡沫年代的典型經濟指標——出現了上漲。股市也是如此，6個月里上漲了70%。上漲的還有家庭用電的價格。換句話說，資產價格上漲和實體經濟通脹似乎都終于站穩了腳跟。
但日本國內的情緒卻與這一切不太合拍。日本央行中有人擔心2%的通脹目標實現不了，理由是這個目標野心太大。市場則擔心日元貶值的程度可能不足以引發出口的真正復蘇，而出口是日本曾經有過的唯一真正增長引擎。
然而，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近期關于“逐漸減弱”量化寬松力度的講話所引起的股市和日本國債市場動蕩表明，人們應該朝“截然相反的方向”擔心。“安倍經濟學”的真正危險不在于通脹以及日元貶值的力度不夠，而在于力度過頭。
盡管不少分析師都認為現在談論減弱量化寬松的力度還為時尚早，但即便只是提一下逐漸收縮美聯儲資產購買行動這個想法，也足以令市場陷入混亂。這一可能前景對于日本及亞洲新興市場的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都會產生影響。
如果美聯儲真的減弱量化寬松力度、而且美國經濟不斷走強，那么美元很可能會大幅升值，這意味著日元會大幅貶值。這會導致進口成本上升，進而使得通脹率有可能突破2%這一目標。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利率將會大大升高，凸顯出“安倍經濟學”的核心矛盾:想要通脹走高和超低利率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
日本可能很快就會發現，還有比通縮和零利率更糟糕的事情，那就是錯誤類型的通脹和高利率。日本經濟脆弱性的最大來源當然是其對進口能源的依賴。所有進口原材料的成本都是以美元計價的，因此將會大幅上漲，這至少會部分抵消弱勢日元對出口商競爭力的提振效應。考慮到日本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由于臨時工的占比越來越高，日本的工資水平不太可能相應上升。這意味著，許多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將會下降，消費方面出現的任何增長最終都將被證明是臨時性的。房地產價格及股價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并不能影響到多數員工，尤其是上了年紀的員工。
到目前為止，日本企業管理層的“動物精神”只激發到了這種程度:他們上調了幾次一次性獎金，對年薪卻未作調整。與此同時，日本企業的資本支出在今年第一季度出現下降，這已是迄今為止的連續五個季度下降。結構改革的壓力有所降低，而這完全是因為弱勢日元營造出一種形勢緩和及競爭力增強的假象。于是，貶值取代創新成為日本經濟增長乏力問題的解決方案。
一些經濟學家，比如摩根大通駐東京經濟學家菅野雅明，已在相應調低自己對結構改革內容的預期。日本致力于使用負責任能源的努力，將會讓位于向使用核能的緩慢回歸。圍繞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所需達成的相關條款展開的談判，并不會導致日本大幅改變保護主義的農業政策。移民問題也沒有提上議程。
另一方面，日本的鄰國中國和韓國對日元貶值日益感到不安，德國或許很快也將加入質疑者的行列。經濟形勢正在加劇亞洲的政治緊張局面(而日本11年來首次增加軍事開支之舉無助于形勢的緩和)。
與此同時，伯南克關于美國寬松貨幣政策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的提醒所導致的第一個后果，是加大了日本股市和日本國債市場的波動性。這種波動性證明，市場情緒(尤其是日本國內市場情緒)依然多么脆弱。
另外，這種波動性不會局限于日本。如果美元繼續升值而日元繼續貶值，大量流入亞洲新興市場的資金可能會再次流出。隨著美元相對新興市場貨幣逐漸升值，這些經濟體也將面臨成本上升和企業盈利承壓的窘境。
日元上一次劇烈貶值促成了15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沒錯，這一次多數新興市場已削減了自身的債務負擔、尤其是外幣債務負擔，因此爆發類似危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但日本進行的實驗仍有可能給本國和世界其余地區帶來不良后果。如果日本央行以如此高昂代價為日本企業界爭取來的時間最終被浪費掉了，那實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