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至29日，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改進干部考核的方法和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來論英雄了。
俗話說“縣官不如現管”，但在唯GDP政績考核機制下，地方發展沖動較大，而“縣官”在此間發揮的作用遠比“現管”要大，這也導致了未批先建、以租代征和環境保護不給力等地方發展亂象頻現。
改革開放以后，以GDP為主要考核指標的考核機制在中國盛行，不可否認這種考核機制確實為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種考核機制的弊端開始顯現。地方經濟發展亂象頻現與這種考核機制不無關系，“數字出官”也讓一些地方的“縣官”在項目規劃和審批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些地方政府利用手中權力為一些違規項目大開“綠燈”；有的則為了本地區GDP的增長而放松監管，致使環境污染問題頻出；更有甚者，在一些食品安全問題的背后也有地方政府唯GDP論的影子。
為違規項目大開違規“綠燈”
地方要想發展就必須要有項目，雖然有些項目是不符合國家、省市的相關法律法規的，但地方政府卻為這些違規項目大開“綠燈”。
以云南省撫仙湖附近的別墅和酒店建設為例，中央電視臺6月6日以“撫仙湖之痛”為題報道了撫仙湖地區存在的發展問題，報道中有這么一段話：“在江川縣，縣里的環保局承認，這里的一些開發項目手續還在辦理之中，至于為什么環評沒有通過就開工，只能解釋為是市委書記要求動工的。沒有環評手續，就憑書記一句話，就能開工建設，如此特殊的項目，連這里的工作人員都承認，對這個項目的監管根本無從談起！”
2009年9月26日，國務院印發《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本區域的產業規劃環評工作。未開展區域產業規劃環評、規劃環評未通過審查的、規劃發生重大調整或者修編而未經重新或者補充環境影響評價和審查的，一律不予受理和審批區域內產能過剩、重復建設行業建設項目環評文件。也就是說，環評是一個項目審批的第一環，沒有通過環評的項目是不予審批的，也就是說，撫仙湖附近的一些項目是未批先建，而為此開“綠燈”的就是當地的“縣官”，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正如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評論員張鴻所說：“那為什么有了法還保護不住撫仙湖？答案并不難找。公開資料顯示，像‘櫻花谷’、‘太陽山’、‘仙湖錦繡’幾個項目粗略計算，投資總額就有七八百億元。”
這樣的例子還很多，撫仙湖地區只是其中之一。
環境保護“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在唯GDP論下，地方政府對于環境保護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為了地方GDP增長更是犧牲了老百姓的利益。
近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一篇題為《“黑蘋果”是“唯GDP論”下的惡果》的評論揭示了地方政府為了GDP而犧牲當地老百姓的利益。此篇評論中寫道，《經濟半小時》記者沿著110國道前行，陸續發現了煤場、礦山、采石場到處煙塵漫天。村民們種果樹種出的是黑蘋果，種地長不出莊稼。果農種出的蘋果竟然是黑色的，它既不是什么進口新品種，也不是轉基因產品，而是相關煤炭市場等污染企業引起揚塵所致。如此黑蘋果，“洗都洗不掉”，這樣的蘋果誰敢吃？如此污染的環境，對人的傷害簡直無法想象。據悉，截至2011年年底，該市場煤炭成交額達172.75億元，上繳國家稅費達32016.81萬元。2007至2009年連續三年榮獲“全國十大煤炭市場”稱號。2012年，獲得張家口市百強企業第五名。有著如此強大的市場地位，當地政府和企業倒是實現了“雙贏”，哪里還聽得進去百姓的聲音？哪里還會在意百姓的利益？
當一切都以單純的GDP來衡量一個政府，一任領導“政績”的時候，所有的行動必然導致越來越多的官員追求單純的經濟發展而不是其他，更不用說對經濟發展有極大“制約作用”的環保了。對于一個地方政府來說，原有的企業發展必定不如增加新的企業，在這樣的情況下，轟轟烈烈的“全民招商”就成了經濟發展大勢，就成了獲得經濟發展的最快、最好捷徑，而“媚商”，為企業拼命降低門檻，也就成為必然。
于是，在激烈的競爭中，有的地方出“狠招”，對高污染、高耗能企業大開綠燈。而受制于當地政府的環保部門，總是很“聽話”的。于是，環保形勢便只有一個結果，不斷惡化。與此同時，一些地方政府便從中大獲政績。
食品安全問題背后的唯GDP論
近年來，今年來，中國的食品安全行業真是雷聲陣陣，熱鬧非凡。一次又一次的食品安全問題讓人觸目驚心。毒奶粉，毒雞蛋，毒饅頭，毒豆芽等，食品行業給民眾帶來如此多的失望和傷心，讓外國人都開始懷疑在中國是否吃得放心了。問題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而在這種情況的背后也有唯GDP論的影子，一篇題為《食品安全問題背后的唯GDP主義》的評論就曾指出，政府監管缺位是食品安全問題的關鍵原因。尋租是政府監管缺位的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GDP主義的發展大綱。大企業可是地方政府的財神爺，政府怎么可能實施嚴格的監管而得罪它們呢，因此大企業不尋租就能得到豁免權。而中小企業就不同了，在政府部門眼中，中小企業對本地的經濟貢獻不太大，稅費負擔應該由它們來承擔。于是中小企業為了避免過重的稅費和過于頻繁的稅費征收所帶來的麻煩就更有動力去尋租了。因此，尋租只能解釋政府對中小企業的監管失敗，而無法解釋對大企業的監管不力。GDP主義的發展大綱才是主要原因，并且這個大綱還與中小企業的尋租有直接關系。
這篇評論中還寫道，此外，GDP主義還促進了地方保護主義的滋生。為了升官上任，對于官員來說，發展地方經濟是頭等大事。而發展經濟，提高GDP是最直接的目標。GDP怎么來？招商引資吧。為了促進GDP增加，當然是地方的企業越多越好，尤其是大企業越多越好。于是地方政府各顯神通，用開辟工業園或者給予稅費優惠等待遇請來大企業。一旦好不容易把大企業引過來，可不能讓它們走了或者倒閉呀。這些企業一旦倒了或者走了，轄區的GDP下降了，而且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少了，這是一筆非常不劃算的買賣。因此，政府為了討好這些大企業，對于大企業的監管不是很嚴格，甚至該收的稅費都不怎么收。于是，對大企業的監督非常薄弱。大企業多添加一點三聚氰胺或其他類似的東西，地方政府監管部門不愿意發現。
唯GDP論的發展思路難以為繼，扭曲的政績觀正在逐漸轉向，新的發展考核指標體系也在醞釀生成中。取消單純GDP考核，代之以民生指標考核，有利于促使各級政府官員將公共財政資金主要投向社會與民生福利事業，非常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