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宏觀層面來看，本輪去產能過程無法再使用類似上世紀90年代末“紡織壓錠”等行政性手段，需要更多依靠改革和市場力量，以達到更好效果。唯有深化改革，完善市場機制，糾正資源錯配和扭曲，才能將被抑制的需求有效釋放出來——

化解產能過剩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一項主要任務。據了解，有關部門正制定關于過剩產能調整的實施意見，以加大對過剩產能的調控力度。回顧歷史經濟周期，上世紀90年代的一輪產能擴張和去化過程，值得作為鏡鑒，以從中發掘本輪去產能周期的政策線索。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兩次產能過剩都經歷了“高速信貸投放、地方政府推動投資熱潮、過熱投資引發通脹率上升并引發貨幣偏緊、快速擴張被冷卻后債務和產能過剩問題凸顯”的大致路徑。

與上世紀90年代末產能過剩主要集中于紡織、家電等輕工業、消費品行業相比，本輪過剩產能主要集中在中上游重化工等行業，其重資本特征意味著通過行政手段壓產、淘汰的難度較大。同時，由于這種產能過剩與未來國內外需求增長趨勢存在長期錯配，意味著過剩產能的化解，將無法依靠需求端消化，而是更多依靠市場退出淘汰，其過程也將相對更加漫長。

從內部看，國內消費升級導致主導產業更迭，重化工業產能與新生的市場需求存在長期錯配。近10年，城鎮化帶動了城鎮居民的消費升級，推動了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目前來看，城鎮居民消費將逐漸從住房、汽車等改善型耐用消費品，轉為更高端的服務類消費。服務業、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將逐漸取代重化工業的主導地位，重化工相關產業投資增速將持續回落。

從外部看，指望外需消化過剩產能不現實。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等發達國家普遍進入去杠桿周期，儲蓄率趨勢性回升，有效需求不足將成為全球經濟的中長期主題。由于我國在能源、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方面的優勢正在減弱，其他經濟體對我國的“進口替代效應”，也不利于通過外需化解我國過剩產能。

此外，強勢美元的趨勢已經形成，這與亞洲金融危機和網絡泡沫危機后美元進入貶值趨勢的背景不同。在美元的升值趨勢中，人民幣的實際升值也進一步削弱了中國出口企業的競爭力。

不過也應看到，當前去產能的宏觀環境更為健康，面臨之前不曾擁有的諸多有利因素。一方面，我國金融體系健康狀況遠優于當初。盡管當前企業應收賬款和庫存上升很多，但是從上市制造業企業的財務數據來看，其應收賬款和庫存周轉率的絕對水平遠高于上世紀90年代末期。央行公布的5000戶工業企業調查數據表明，總體流動資產周轉率絕對水平也遠高于當年。銀行貸款不良率雖微升，也仍處于不足1%的歷史極低水平，且撥備覆蓋率高達300%，這與上世紀90年代末期銀行出現系統性不良貸款危機的情況全然不同。另一方面，我國居民財富基礎較好，社會保障體系好于上世紀90年代末期，預計去產能對居民消費的沖擊不大。

因此，從宏觀層面來看，本輪去產能過程無法再使用類似上世紀90年代末“紡織壓錠”等行政性手段，需要更多依靠改革和市場力量，以達到更好效果。

一是需要穩健略偏緊的貨幣政策基調，促進過剩產能自然消化。今年以來決策層強調“盤活存量貨幣”，以及6月份央行針對銀行間流動性不足的態度，就是對上述政策取向的明確注腳。包括金融領域在內，我國經濟的全面去杠桿將拉開序幕，相關政策絕不能因一時經濟指標回落而大幅放松，也不可因一時信貸增長過快而盲目收緊。

二是需要建立以市場化方式為主的過剩產能清理政策框架。由于過剩產能行業的重資本特質，再大量使用行政手段是不現實的。以企業并購重組的市場化方式去產能，將會是大趨勢，這需要政策面為并購金融工具的創新提供規范環境。

三是需要創建產能清算過程中風險和代價的分擔框架。去產能過程中，金融機構必然會承擔部分買單責任。目前，我國金融系統健康狀況較好，應加快國有銀行不良資產處置權限下放進程，部分杠桿率較高的信托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可能面臨風險加大局面。

四是注重產能的國際轉移，旨在把在中國看起來過剩但全球不過剩的產能轉移出去。例如，近年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不斷發現新油氣礦產資源，但該地區工業基礎和基礎設施相對落后，從而形成了其能源出口的增長瓶頸。中國應該與其他國家一道，加強對該地區能源、運輸、電力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資。

此外，要重點通過供給端的改革為宏觀經濟釋放新的增長動能。無論是新型城鎮化、財稅改革，還是土地改革、金融改革等，我國都存在被抑制的需求增長空間。唯有深化改革，完善市場機制，糾正資源錯配和扭曲，才能將這些被抑制的需求有效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