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提出2020年中國GDP和國民收入翻一番的戰略目標。為此，中國國有企業的資產規模、凈資產規模、盈利能力和產業結構需要進行一系列調整。調整朝哪個方向，遵循什么邏輯，這是我們一直思考的現實問題。

數據顯示，從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業資產總額從7.13萬億元增加到28萬億，營業收入從3.36萬億增加到20萬億，但利潤總額近幾年一直都在1萬億左右徘徊。按照這十年發展軌跡以及世界一流企業的發展規律保守測算，為達到十八大的兩個“翻一番”目標，中國每年的GDP增長率應不低于7%。

就國資委管理的央企而言，保守估計，其未來十年中每年的收入增長率應不低于20%，總資產增長率、凈資產增長率、利潤總額增長率不低于16%。這意味著，央企在2020年的營業收入將達到2011年的5倍以上，應不低于100萬億元，資產總額不低于100萬億元。按66%的資產負債比計算，凈資產不低于33萬億，利潤總額不低于5萬億。而要達到以上目標，央企改革需在以下三方面著力。

打造世界一流企業機制

通過對世界500強發展史的研究，我們發現，世界一流“常青樹”企業的國際化程度總體很高：國際營業收入對總收入占比平均為42.7%，高科技、制造業在60%以上，管制強的電力和電信等行業較低，但平均也不低于20%。若國資委管理的央企在2020年的營業收入為100萬億，按30%的國際收入占比算，就是30萬億。

如何實現？這需要央企在資源的全球配置力、全球競爭力、技術領先度等方面能與世界一流企業相媲美，而達到這一目標的核心問題是，央企的體制機制能否與世界一流企業相比肩。

央企要實現來自國內的70萬億元收入，需要調整產業結構，打造國有資產有進有退的體制機制。自建國到現在，中國經濟有兩個任務尚未完成，一是形成完善的工業體系，二是構建通過提升效率來實現全球趕超的支撐體系。這是當前中國國有經濟發展必須面臨的問題。

相較而言，美國不僅有完備的工業體系，在每個行業都有全球一流企業，還有強大的產業集群、建立在學術研究基礎上的人力資源培養體系、全球一流金融市場支撐下的國家創新體系。目前，中國應主要參照美國，全面思考如何應對。唯有如此，才能明確下一步改革開放的目標，探索中國的產業與企業發展之路，保證營業收入的有序增長。

五方面提高企業競爭能力

央企利潤增長的核心是效率問題，即如何協調產業結構、人才結構和體制機制的關系。這面臨三個沖突：一是利潤不高，會影響融資和可持續增長，國內利潤太高，會傷害國民經濟的總體有效增長；二是在2020年既要實現國民收入翻一番，又要使利潤總額達到5萬億，現有產業結構和體制機制能否保證；三是實現央企有序增長，現有央企與國有資產監管制度是否能理順。

從現實發展看，央企改革要著眼以下五個方面。

一，重新思考國企改革發展的邏輯，過度強調規模擴張，忽視競爭力增強是當前國企的通病，基于效率提高的競爭力提升，才是創造企業價值的前提。

二，加大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制衡機制，保障決策的科學性。目前，國企的治理結構十分復雜，涉及的利益代言人眾多，能否建立一套利益制衡機制，共同推動企業創造價值？如果做不到，就會導致目標混亂、管理扭曲、官僚主義，大大增加企業管理成本，傷害價值創造力，扭曲國企市場化改革方向。最為突出的是，央企的考核與任免制度決定了，企業領導人很少變更，而在發達國家，企業則根據不同發展階段面臨的現實問題來選擇領導人，企業全球化的新形勢要求必須改變現狀。

三，繼續深化業績考核和分配制度的市場化改革。現有制度下，央企領導人著眼政治訴求，過度強調規模化和行政類指標，缺乏考核的市場化指標和競爭力培育指標。央企的戰略控制、預算管理、業績考核和分配制度沒完全反映企業所處的行業特征和階段性特征，以市場化分配制度推進這三項機制的改革因稅收和社會福利制度的不完善而受阻。

四，創新體系不夠完善。科技創新對產業支撐嚴重不足，突出表現在，產品大多處于產業鏈中下端、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規模化擴張導致市場競爭手段簡化為降價。從企業內部看，技術的研發過度關注專利，忽視了科技成果的產業化與技術的嫁接整合能力，導致中國企業享譽全球的品牌不多，這需要對國家創新體系進行反思。

五，全球資源整合能力有待提高。大企業集團對全球資源的整合能力充分反映了國家的競爭力。為避免產業空心化，中國企業的未來布局僅依靠國內市場不行，還需要世界一流的體制和機制來整合全球資源要素，需要一流的資本市場、全球科技管理人才、全球行業標準制定能力、基于消費者溢價的一流品牌、超強的資產證券化能力以及科技成果產業化能力。

改革國有控股制度

做大央企，解決好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是一個重要問題。根據估算，央企在2020年凈資產總額應不低于33萬億，而2011年央企凈資產是10萬億。屆時，來自凈利潤（包括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對投資的支撐不會超過5萬億，剩下的18萬億資產增量從哪里來？

就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來看，國家很難從財政拿錢給央企直接投資，在國內利用過多外匯儲備，會有很大的通脹壓力。保障國有經濟有效發展，加強國有經濟控制力和影響力，只有兩條途徑：

一個是引入其他社會資本，這將導致國有股權稀釋，傳統的依靠國有控股來保證關鍵行業和重要領域的國家安全模式將會受到挑戰；另一個是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出售一些競爭領域國有資產，優化配置國有資源來保證關鍵行業和重要領域的產業安全，但這是權宜之計，非長久之策。隨著經濟發展，通過國有控股來保證產業安全的發展模式不可避免會受到重大挑戰。

當務之急要做三件事。

一要政企分開，通過立法、制訂有效行業法規等手段不斷完善產業安全的監管機制。例如，制訂電力法、水法、電信法等法律，強化利用國有資源的相關制度，完善反壟斷和保障專利等市場規范。這有利于鼓勵投資尤其是民營資本，提高國有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力。

二要通過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來保證產業安全，比如利用“金股”和“董事會一票否決權”等手段來保證關鍵行業和重要領域的國家利益。

三要建立有效的資本市場。由于國家很難通過財政追加對國企的直接投入，如果沒有有效的資本市場，就要通過境外資本市場來直接融資和收購兼并，這會讓外資過多參與中國的收購兼并和股票市場融資，控制和影響中國產業。

按當前發展速度，國有控股的比例將會不斷下降，很多企業到2020年會失去絕對控股地位。隨著金融市場的完善，養老基金和機構投資者結合的密切程度加深，機構投資者超過國有控股比例將成為一種趨勢，依靠國有控股來解決產業安全的保障將會越來越不現實。科學的行業管制、產業開放與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的有機結合，將是國企改革下一步的重大課題，也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邏輯。

（作者為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研究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