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運給西方國家算了算碳排放的“老賬”和“新賬”，認為他們對“歷史碳排放”和“戰爭碳排放”承擔相應的責任毋庸置疑。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王海運9日評論稱，歐盟正在通過強征“碳稅”的舉動來標榜自己比發展中國家負責，但實際上發達國家在碳排放問題上要負的責任遠比發展中國家多。王海運認為，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不僅要算一算其“歷史碳排放”的老賬，而且要算一算其“戰爭碳排放”的新賬。發達國家對其“歷史碳排放”和“戰爭碳排放”，都必須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王海運稱，“戰爭碳排放”是指與戰爭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國內學者曾撰文指出，“戰爭碳排放對氣候變化的影響遠比工業碳排放大得多”，“可能是人類活動中導致氣候變化異常的真正罪魁禍首”，“更應計入參與戰爭國家的碳排放總量”。稍有一點軍事常識的人都很容易想見，“戰爭碳排放”是人類活動中強度最大、最為集中的碳排放：武器裝備、彈藥裝具、軍需品的制造和儲運，必然消耗大量的能源資源、產生大量的碳排放；軍艦、坦克、戰機的部署與使用，炮彈、炸彈、導彈的爆炸及其引發的火災和建筑物等基礎設施的破壞，數十萬、數百萬的難民潮，成千上萬的人員傷亡及其救治，所造成的碳排放更為集中；軍事行動對森林、植被的破壞，則會直接加快二氧化碳積聚；戰后經濟社會的重建，還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資源，產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

　　王海運指出，不必細數歷史上帝國主義國家所發動的無數次大規模戰爭，僅僅回顧一下冷戰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所發動的幾次局部戰爭，其所消耗的能源資源、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都十分驚人。在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利比亞戰爭中，西方大國都出動大量軍艦、戰機、坦克、火炮，對對象國實施了長時間密集的軍事打擊，有的戰爭中還使用了貧鈾彈，其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及環境污染有多么嚴重，應當不難想象。

　　因此，王海運表示，西方發達國家不僅在其幾百年的工業化過程中制造了超過人類社會數千年的碳排放，而且在其發動的無數次大小戰爭中集中制造了巨大的碳排放。然而，在當前的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某些西方大國對其“歷史碳排放”都千方百計地推卸，有的發達國家甚至揚言要退出《京都議定書》，對于“戰爭碳排放”問題更是閉口不談。從這個角度講，提出“戰爭碳排放”概念，對于國際社會推動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有望起到“喚起關注”的重要作用。我國科學界特別是與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相關的科研機構，有必要聯合其他新興國家的研究機構，對此進行量化計算，相信所得出的數值一定具有極強的震撼力。我國及新興大國應對氣候變化的主管部門，有必要在國際談判中拿起這一武器，促使發達國家在節能減排問題上負起更大的責任。

　　還必須指出，西方大國所發動的局部戰爭大多是非正義的，其所造成的碳排放完全應予避免。以利比亞戰爭為例，卡扎菲的獨裁統治和暴力鎮壓的確不得人心，但是西方大國卻以戰爭形式干預利比亞內亂，不僅遠遠超出了聯合國授權、違反了國際法基本準則，而且制造了數倍、數十倍于卡扎菲政權的人道主義災難。有充分理由認為，此類戰爭所造成的碳排放是最不人道的、最應避免的。因此，從揭露“戰爭碳排放”的角度批駁西方大國所謂“人道主義戰爭合理”的謬論，對于防止“利比亞模式”重演必將產生積極的影響。我們有必要在此問題上大聲疾呼、“大做文章”，既為人類應對氣候變化找到一個新的重要切入點，也會對國際社會制止“新干涉主義”的肆虐、維護世界和平產生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