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新華社連發三篇“刺激與改革之辯”系列文章，力挺“微刺激”政策，順帶還批評“克強經濟學”這個概念所造成的刺激與改革對立的輿論假象。
一個國家通訊社如此高調地出手，顯然不是臨時起意。不過當前的宏觀經濟調控方式確實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第一，宏觀調控究竟是刺激還是穩定增長？
“微刺激”在數量上不容易把握，也容易引起公眾誤解，因此不是一個好的政策術語。我的同事盧鋒最近多次撰文討論“微刺激”政策，以他一貫行文溫和但觀點犀利的風格指出，第一，不宜給以穩增長為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貼上“微刺激”的標簽；第二，在當前的形勢下，“不刺激”可能是一個好的政策選擇。人感冒了，可以吃點感冒藥，不要老是打抗生素。現在提“微刺激”，意思是抗生素還得打，但劑量少一點。但問題是“微刺激”做幾次，容易給人留下強刺激的印象。
前幾年各界對過度刺激的負面效應已經形成了共識，李克強總理也多次表明不會再大規模地刺激經濟增長。順便說明一句，“不再大規模刺激”正是“克強經濟學”對于“不刺激”的原始表述，那個表述還特別說明“不刺激不等于政府不再采取宏觀經濟政策措施穩增長”，增速慢了往上抬一抬、增速快了往下壓一壓。不過這幾年來政策似乎一直在往上抬，有的時候力度大一些，有的時候小一些。“抬”成為常態，說明增長目標可能已經超過增長潛力。
今年二季度GDP增速輕微回升到7.5%，但主要是得益于電力與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加速，央行雖然繼續保持“穩健”，從貨幣供應、銀行信貸與市場利率看，貨幣政策已經走向寬松。目前GDP增長下行的壓力仍然非常大，相信下半年政府還會陸續推出新的“微刺激”措施，這將進一步模糊“微刺激”與“強刺激”之間的界線。當然，政府努一把力，銀行幫點忙，最后統計部門把一下關，今年全年的GDP增速會在7.5%附近，幾乎毫無懸念。
第二，經濟增長減速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的？
目前我國經濟遇到這么大的困難，有很多原因，但集中起來主要是三條。第一，全球經濟復蘇步履緩慢，前期的刺激政策還造成了許多后遺癥。一方面是房地產市場回調的風險，另一方面是鋼鐵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第二，過去的增長模式包含許多結構性的風險，如過度投資、分配不公和環境污染等，轉變增長模式意味著經濟結構需要再平衡。第三，我國經濟現在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經濟增長需要從過去依靠低成本轉向依靠技術創新。
上述第一個因素是周期性的，后兩個是結構性的。結構性的矛盾很難用刺激政策解決，比如單純地增加銀行信貸和財政補貼并不能有效地幫助沿海地區的企業實現產業升級換代，同樣宏觀經濟政策也很難真正緩解大學生就業難。即便是應對第一個周期性因素的后果，宏觀政策擴張也宜謹慎。全球需求疲軟，政府真正能夠支持出口增長的手段并不多，而如果通過進一步增加投資來穩定房地產市場并消化過剩產能，最后一定會死得更慘。
我國一些基本經濟條件的變化也表明最近的經濟減速主要是結構性的。比如目前出口的平均增速在5%-10%左右，這個增速不可能在回到全球危機前平均20%-30%的水平，因為全球經濟的趨勢增長水平已經回落，更重要的是我國已經成為一個大國經濟，“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便宜”，出口持續高速擴張可能引發國際市場的反彈。與此同時，兩個生產要素的增速已經下降，勞動人口規模從擴張轉向萎縮，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短缺。固定資產投資減速也表明資本積累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快。這樣看來，增長減速的趨勢一時半會兒很難改變。
第三，增長的底線究竟應該劃在哪兒？
習李新政伊始就明確傳遞了將適度容忍增長減速同時加大改革力度的政策信號，政府還提出了“區間調控”的思路，以不引發嚴重通脹為上限，以不引發嚴重失業為下限。這個政策思路的理論依據就是刻畫通脹與失業之間的權衡關系的菲利普斯曲線，也與描述增長與就業之間關系的奧昆定律相關。應該說這個思路是有創意的，對于處在增速換擋期的經濟來說，對于新的經濟增長潛力缺乏準確地把握，給一個區間又提出了明確的條件，為宏觀經濟決策提供了靈活性。
但問題是現在實際的政策根本沒有“區間”可言。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陸旸和蔡昉的估計，我國的增長潛力已經從“十一五”期間的10%下降到“十二五”期間的7.75%，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劉世錦等認為增長潛力正在快速逼近7%，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分析也表明目前的增長潛力在7%-8%之間。這些說明官方的增長目標也許是合適的，只不過說是7.5%左右，結果一季度增長7.4%，政府就緊張得不得了，看不出區間在哪里，唯一的變化就是從迷信8%變為迷信7.2%。
更大的問題是政府把增長底線劃得過高?，F在大家認為增長7.2%的話，經濟要出大問題，但依據是什么？所謂的三大擔心其實都不靠譜，第一擔心就業，但增長減速至今，工資還在漲、勞動力還短缺。第二擔心金融，金融有風險，但是流量問題不是存量問題，現在用刺激政策緩解金融壓力無異于火上澆油。第三擔心投資者信心，股市表明投資者信心已經低得不能再低了。當然把增長底線劃得低一些，并非聽任增長崩盤，而是要真正落實區間調控的理念。
第四，“定向調控”是創新還是新瓶裝老酒？
政府提出的“定向調控”的思路其實是“區間調控”的補充，從學理上來說有一定的道理。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是根據大蕭條之后工業化國家的經歷形成的，主要是解決經濟周期的問題。但我國的宏觀經濟矛盾，既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結構性的因素。宏觀經濟政策要考慮結構性的后果，但對于直接應對經濟結構再平衡和產業升級這樣的問題，沒有現成的做法。把結構調整的思路揉進宏觀決策當中，以期達成“穩增速、補短板、促升級”的目的，應該說是一種創新。
問題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定向調控”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政府知道往哪兒使力、怎樣使力和使多少力，但客觀地說政府在這方面的成績單并不漂亮。宏觀調控體現結構調整的思路過去就有，比如在調控中堅持“有保有壓”的原則。國家發改委每年都要采取措施控制過剩產能，后來的發展表明發改委關于過剩產能的判斷非常的不靠譜，而且過剩產能越控制越多。支持光伏產業形成了巨大的過剩產能，支持嬰兒奶粉干脆直接挑選五家企業給錢。
因此，一定要防范“定向調控”演變成新的產業政策、新的政府干預甚至新的腐敗發源地。宏觀政策當然可以考慮一些結構性的目標，比如在財政政策擴張時可以加大對瓶頸領域如電力、環保等的投資，也可以增加民生領域如醫療、教育的投資，甚至降低弱勢領域如民企的稅收，但不宜過于精準，原則是力度有限、能夠退出、不限制競爭。另外不宜以貨幣政策實行“定向調控”，因為貨幣的流動性，水往低處流，任何滴灌都很容易變成漫灌。
第五，向刺激要增長還是向改革要增長？
過去兩年政府一直強調改革紅利，也就是說可以通過促進改革繼續支持經濟增長。但慢慢的調子似乎發生了變化，變成要推進改革必須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有學者提出了“自行車理論”來支持上述觀點，即不進則倒。問題是現在追求的并非自行車速度，而是賽車速度。自行車跑不出賽車速度，只好給騎車的人不斷地打激素。有的學者說雖然刺激，但沒發生嚴重通脹，因此沒什么問題啊。問題是過剩產能不消化，通脹壓力上不來，刺激卻會繼續增加過剩產能。
現在學界爭論究竟應該是以投資還是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說實話，這個爭論意義不大，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完全靠投資或者完全靠消費支撐的。沒有投資，經濟當然無法增長。但沒有消費，投資形成的全是過剩產能，經濟同樣無法增長。所以關鍵是投資與消費之間需要有一個適當的比例，國民經濟研究所王曉魯的研究發現，當一個經濟的投資率在30%-40%的時候，能夠實現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樣看來我國目前的投資率過高。
其實，我國完全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但不能依靠刺激政策，要靠改革。陸旸和蔡昉的研究發現，改革計劃生育、戶口和其他一些經濟制度可以顯著提高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北京大學黃益平和紀洋的研究也表明，比較徹底的金融改革可以令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1.4個百分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則發現，如果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得到落實，短期內經濟增長會減速0.2個百分點，但2020年增長會加速2個百分點。因此，實現中高速增長一須真正推進改革，二須短期容忍增長適度減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