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發展低碳經濟成為世界各國尋求經濟復蘇，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隨著全球碳減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場規模的迅速擴大，碳排放權進一步衍生為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金融資產。碳金融逐漸成為搶占低碳經濟制高點的關鍵。

　　我國擁有巨大的碳排放資源。目前我國提供的碳減排量已占全球市場的1/3，居全球第二。世界銀行預測，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超過2億噸。發達國家在2012年要實現50億噸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我國市場出售的年減排額已達到全球的70%，這決定了至少有30億噸來自購買我國的減排指標。我國已確定碳減排規劃，在努力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通過大力推廣節能減排技術，努力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必將有大批項目可被開發為清潔發展機制項目。

　　不過，雖然我國是未來低碳產業鏈上最有潛力的供給方，但仍不是定價方。當前碳排放權的“準金融屬性”已日益凸顯，并成為繼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價值符號。隨著碳交易市場規模的擴大，碳貨幣化程度越來越高，碳排放權進一步衍生為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金融資產。因此，發達國家都在厲兵秣馬，圍繞碳減排權，試圖構建碳交易貨幣以及包括直接投資融資、銀行貸款、碳指標交易、碳期權期貨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為支撐的碳金融體系。

　　在發展碳金融方面，渣打銀行、美國銀行、匯豐銀行等金融機構作出了有益的創新嘗試。新興市場機構也不甘落后，如韓國光州銀行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推出“碳銀行”計劃，嘗試將居民節約下來的能源折合成積分，用積分可進行日常消費。

　　而對我國來講，盡管我們有極其豐富和極具潛力的碳減排資源和碳減排市場，但是在碳資本與碳金融方面發展落后，目前僅在“綠色信貸”方面有所進展。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場所和碳交易平臺，更沒有碳掉期交易、碳證券、碳期貨、碳基金等各種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創新產品以及科學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使我國面臨著全球碳金融及其定價權缺失帶來的嚴峻挑戰。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跡象愈加明顯，但是國際金融格局和金融秩序似乎沒有太大改觀，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在新的碳貨幣和碳資本角逐中仍處弱勢。事實上，一國貨幣要想成為國際貨幣甚至關鍵貨幣，通常遵循計價結算貨幣—儲備貨幣—錨貨幣的基本路徑，而與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的計價和結算綁定權往往是貨幣崛起的起點。從19世紀的“煤炭—英鎊”體系，到20世紀的“石油—美元”體系，再到今天的“碳合約”，演繹了一條國際主權貨幣在能源貿易中的崛起路徑。

　　目前，各國貨幣紛紛爭當碳交易的主導貨幣，歐元是碳現貨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場的主要計價結算貨幣；日元也正在摩拳擦掌，試圖使其成為碳交易計價結算的第三貨幣；美國更是在美元逐步失去全球儲備貨幣信用優勢之時，試圖為其找到新的出路。碳減排權及其框架體系下的“碳金融”是否將演變成為“類布雷頓森林體系”？碳減排新格局給我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我國必須進行全方位的戰略謀劃，構建碳資本及其主導下的碳減排發展權體系框架，使人民幣成為碳交易計價的主要結算貨幣，這是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國在新能源領域爭取定價權的關鍵一步。